上接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 （提要、目录、序言……）
《严家祺回忆录——命运交响乐》权力与真理（1~5 ）
权力与真理（6~7 ）
权力与真理（8~10 ）
第2章 邓小平时代 （11~13）
第 2 章 邓小平时代 （14 ~16 ）
第 2 章 邓小平时代 （17~19）
第 2 章 邓小平时代 （20~25）
第3章 巴黎五年（ 26 - 33）
第4章 纽约十五年
§ 34 哥伦比亚大学
§ 35 布鲁克林的生活
§ 36 「一家两国」
§ 37 大尺度时空观
§ 38 《5·16协定》
§ 39 9·11事件
§ 40 《霸权论》
§ 41 从人性分析政治
§ 42 普遍进化论
§ 43 从日内瓦到巴黎
第5章 奥兰多五年
第三部分 新世界观 第 6章 在华盛顿重生
第7章 「超验世界」的世界观
§ 55 情感和理性 § 56 人类起源于认识神 § 57 科学是人类最高的理性
§ 58 理智的光明 § 59 「超验世界」的世界观 § 60 创造种子论
科学是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是人类最深的情感。人类行为和人类文明建立在情感和理性两大基础之上，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如何行为，情感和情感形成的信念、信仰决定行为的方向和道路。人类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控制和利用宇宙中的力的能力愈来愈大，这是人类理性力量和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这种愈来愈大的人的能力，在宇宙力量面前永远微不足道，无限的宇宙力量与有限的人力之比，永远为无穷大（∞），这是人类社会信仰的力量和宗教永远存在的根源。
§ 55 情感和理性
2019年9月在华盛顿重生後，医院安排我进康复中心。在华盛顿DC近郊，康复中心有许多家，可以自由选择。我查了地址，发现最近的康复中心，离我家也有20分钟车程。如果高皋每天到康复中心，就要有人为她开车，如果乘公交车，总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步行。我选择不进康复中心。
不能改变的环境就是命运
出院回到家中，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一个人不能改变的环境，就是这个人的命运。监狱、宫廷、流放、重症病房、有家暴的家庭、失能老人院、1960年代大饥荒时期的河南省人民公社，是一个人不能改变、或很难改变的环境。宫廷虽然灯壁辉煌，与「有家暴的家庭」一样，大臣、太监和宫女，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註】有能力改变而不想改变，与不能改变，是有不同的。）
在出院回家後的第一周，除了有高放和9位朋友看望外，我的环境中，只有一个人，就是行动不便的妻子，以及充满阳光的住宅。我才知道，家中的床，不像医院的床那样，可以按电钮抬升，使病人坐起来。由于从胸部中线开刀，回家後仍然不能侧身，更不能扭动身体。每次起床，都要我妻子帮助。但她因患癌症的後遗症，就是在家中行走，也不能倒退，只能向前，她每转一次身，都要小心翼翼，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转身。心脏手术後，进康复中心，看来是必要的，但我没有去。出院後的第一个星期，在家中为扶助我每一次起床，要近10分钟，是何等困难。此情此景，像动物「印刻」一样，刻在我大脑中，使我又一次提前感受到人生最後岁月的另一种情景。我在一周後，慢慢可以自己起床，可以自己站立起来，我的命运开始改变了。
当我命运改变时，我发现了另一个简单的真理，重新站起来，就可以改变命运。
2020年7月，我在写《命运交响乐》这部回忆录时，看到中国《扬子晚报网》报道：内蒙古一只骆驼，满身伤痕，一步一步行走在漫漫黄沙飞扬的戈壁上，跋涉100多公里，回到家中。路上有不少围栏，还有高速公路，跨过围栏时，弄伤了身体。
【图55·1】2020年7月25日《扬子晚报网》报道的老骆驼
【图55·2】1993年，严家祺在以色列站在骆驼边摄影，现在严家祺已经成为老骆驼了。照片为高皋摄
当我认识到这些简单真理後，我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重新站起来。乌云不会永远蔽日，当正义的阳光普照中国大地时，我要像那头遍体鳞伤的老骆驼那样，回到祖国和家乡，这是我心脏手术後开始的「第三人生」的目标。
在出院後一个多月，MadStar 每周几次派护士来我家，还派复健护士指导如何活动四肢。当能在公寓周围步行时，我开始每天散步，看到小鹿在树丛中出没、松鼠飞快奔跑、成群的鹅在草地里觅食，觉得大自然是那么美好。这时，我仍然有强大的动力，自力更生、重新站立起来。出院後两月，当时还没有听说什么「新冠病毒」，我开始修订《全球财富论》一书。2020年4月底，在「新冠大流行」时，为《全球财富论》排版校样校对完成，我又投入了写作这部《回忆录》的进程。
2020年，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愈来愈临近终点，这一年，是我近80年中最繁忙写作的一年，《命运交响乐》是我这一年的写作成果。2020年5月《全球财富论》在台湾出版，从5月29日开始，到2020年12月，经常凌晨4、5时开始写作，历时7个月，写成了700页书稿。
人的一生，在每个时期处于一种环境中，人生就是人与周边的人、周边环境的互动。周边的人也是环境，是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一个人与环境互动时，不同的人格特质，使不同人作出了不同选择。环境是一个永不停息变动的「迷宫」，大多数人的一生，永远迷失在「人生迷宫」中，只有少数人能够站得高一些，能够找到迷宫出口，还有极少的人，在创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为他人制造了迷宫。
【图55·3】「人生迷宫」的墙壁，每走一步，就变动一次
环境可以是平原、丘陵、高山、大川，可以是沙漠、沼泽、雨林、冻土，可以是城市、乡村、公司、团体，有的环境没有道路、有的环境是康庄大道、有的是羊肠小道。环境中有「出发地」、「停留地」、「目的地」之分。当一个人置身于一定环境中时，有的人没有目的，也没有「目的地」，有的人离他的「目的地」很近，很快、很容易达到，有的人因为「目的地」太遥远了，或者没有交通工具、或者路途堵塞、或者遭遇突发事件，终身努力都不可能达到。更多的情况是，一个人，身处变动不停的迷宫中，往往不知道自己要向何处去。
在人生道路上，只有在交叉点需要对道路作出选择，不同的道路，将引导你到不同的方向，这就是人生的「路径依赖」。
对每一个人来说，决定他行为的是情感和理性，当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时，人生有3个社圈。在每一个社圈中有一种主导力量。在第1社圈中，除了情感和理性外，亲情是一种主导力量，家人的意愿，对一个人的决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亲情作用的大小，直接影响家庭内部关系，亲情的消失，家庭就会解体。
在第2社圈中，除了情感、理性外，道德成为主导力量。一个人第二社圈的大小和在第2社圈中的地位和处境，与他的个人的人格、性格、品质、道德，密切相关。没有道德的团体，团体就会解体。
在第3社圈中，除了情感、理性、道德外，法律、规章成为主导力量。第3社圈，可以在一国之内，可以跨越国家。
没有法律的统治，在短期内，可以依靠暴力维持，但无法长期存在。
历史「扳道工」
国家与个人一样，也是「自主行为体」。全球环境和国际关系，不是个人的社圈，而是「国家行为体」的社圈。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与每一个人的历史一样，是「行为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国家的外部环境，就是全球环境和国际关系；国家的内部环境，就是个人的大环境。战争、政变、改革、最高权力更迭、当权者刻意违约、重大立法、大工程、群体事件，这些重大事件、重大事变，都是由情感发动的，而这一事件或事变，能够走多远，决定于人的理性。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根本动力，首先是人的情感，其次才是理性。目的、愿望、理想、社会需求，产生情感，决定发展的方向，实现目的、愿望、理想、社会需求，要依靠理性，理性增强力量。一个人的目的、愿望、理想、需求，可以坚持、也可以放弃。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大多数人的目的、愿望、理想、社会需求，是不可能放弃和消除的，如果由于外部原因，长期不能实现，这种外部原因，迟早会得到消除。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1864-1920）认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初期，扮演了历史发展中「火车扳道工」的角色，也就是，起着从整体上改变社会情感的作用。马克斯 ·韦伯的这一思想，可以发扬光大，是一种「情感史观」：一个国家的历史、世界历史的演变，是由于一种长期存在、而被忽视、或受到压抑的情感因素，在历史「扳道工」的作用下，这种情感因素得到社会愈来愈广泛的认可、传播开来了，造成和平的、或暴力的变革、或革命、或战争。18世界法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美国独立战争、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和毛泽东革命，以致当代世界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运动，其深刻的根源，都要到这些国家被长期压抑的情感因素中去寻找。社会情感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而理性只是在这一方向下，增强或减弱历史变革的速度、广度。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全人类，大多数人的目的、愿望、理想、是不可能由任何外部力量改变的，长期的、暴力压制，就隐含着革命和战争。
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也总是遇到理性和情感两方面的问题。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邵东方博士，是一位既熟悉欧美汉学，又熟悉中国古籍、儒家文化的历史学家，他说：「钱穆先生言，如果我们自己对本国的历史、本民族的文化毫无敬意，『数典忘祖』，谁还能对我们的历史及我们的现在会怀有敬意呢？『敬』有两种含义：一为感情上的尊敬，一为理智上的肃敬。史家对于历史的敬意，既表现在对历史事实的崇真黜伪上，也表现在历史价值的是非或善恶上。史家在研究之始难以无情，但深入之时又不能不重理，而最终的结果则要求情理结合。」（【註】邵东方：《文献考释与历史探研》第249-2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56 人类起源于认识神
流亡30年，我保存着、并强化了在中国时期对科学的认识，然而，改变了对宗教的看法。我是从与葛培理、许牧世、达赖喇嘛、星云大师的会见和交谈中、从与许多宗教教徒的交往中，从参加教会的活动中、改变了我对宗教的看法。人的动物性使现实世界的宗教中有许多弊端，使一些教会中充斥迷信。作为科学和宗教的最佳面貌，我的结论是：
科学是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是人类最深的情感。人类行为和人类文明建立在情感和理性两大基础之上，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如何行为，情感和情感形成的信念、信仰决定行为的方向和道路。人类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控制和利用宇宙中的力的能力愈来愈大，这是人类理性力量和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这种愈来愈大的人的能力，在宇宙力量面前永远微不足道，无限的宇宙力量与有限的人力之比，永远为无穷大（∞），这是人类社会信仰的力量和宗教永远存在的根源。
「信仰发生」假说
科学是理解的产物，宗教是信仰的结晶。所谓信仰，就是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内心的接受。脑是理性，心是情感。未来人工智慧的研究将会看到，内心的接受，可以经过大脑，也可以不经过大脑，情感是一种由激素变化引发的生理心理现象。
在人类的信息系统中，存在两种信息传播方式，一种「声光传播」，另一种是「化学传播」。前者是通过不断的「能量变化」传播，如，声波、电磁波、光波的变化，後者通过体内不断的「化学物质变化」传播。激素就是化学物质。动物的「激素传播」，还包括外激素的传播。蜜蜂、蚂蚁、白蚁社会既有「声光传播」，又有「激素传播」，不过「声光传播」远不及人类社会发达。
在人类社会中，随着语言文字的产生，「声光传播」从印刷术的发明到网际网路、人工智慧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产生了愈来愈强大的整体能力，而同时，也扩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使人类愈来愈感到个体的无能和渺小。个体的无能和渺小，始终是宗教产生和宗教长期存在的根源。
动物世界没有宗教
《普遍进化论》第8章，探讨了人类产生信仰的根源、超验目的和宗教的永存性、宗教的最佳面貌、宗教的超验公理体系、宗教的亲缘关系和进化。宗教不是动物世界的现象，而是纯粹人类世界的现象。不同「宗教生命体」以不同方式形成。每一个人是一个「生命体」，由人以不同方式组成的每一种宗教也都是一个「生命体」。这就是宗教作为「生命体」的「形成」或「起源」问题。
宗教和科学都具有「解释、理解周围世界」的功能，科學關注事實和一切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存在，宗教則關注事實和存在以外的意義領域。依靠這些解释、理解，人们企图按自己的目的影响或改变周围世界，然而，在一个问题上，科学是无能为力的。这个问题，就是人的必死性。由于人的必死性，宗教产生于对抗死亡，使人对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有一种解释、一种理解。为了对抗死亡，所有的宗教都要探求来世，探求永生的道路。对死后生活的信仰可以說是宗教不可分离的因素。中国的儒家学說不认为人死后还会进入另一个世界，所以，儒家不是宗教，而一切把儒家宗教化的努力都无法成功。（【註】宗教有狭义、广义的定义，休斯顿·史密斯在《人的宗教》中说，儒家可以视为宗教，这里是从狭义上说的。）宗教产生于对人类生命意义的探索。人由于人的必死性，由于人对死亡的恐惧，对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來說，就会在人生的某一阶段认为人生没有意义、生活没有乐趣。正是宗教，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探索生命的意义，寻找获得永生的道路。
对人來說，导致死亡的因素，除了自然死亡外，就是人生中的苦难。生命体难以维持生命的周围环境和其它情况，对生命体來說，都是苦难。物理环境中过高或过低的温度、缺水或乾旱、缺少食物或营养，都会造成苦难，而「活环境」中被捕食的危险、行动自由的限制，对生命体來說也是苦难。生命体自身的疾病、衰老以及死亡也是苦难。面对物理环境中的苦难，生命体用适应、变异來迎接挑战，面对「活环境」中的苦难，生命体发展出脑，用行动或行为來应对挑战，改变周边环境，改变自己的命运。
人总感到生活中存在苦难。对不少人來說，人生的幸福不是短暂，就是在平靜中感受不到幸福，却担心苦难的来临。植物在不良环境中艰难地生活，因为没有感觉，感受不到苦难。
凡是有感觉的动物，在它的一生中，都会不停地感受到苦难。有苦难，就没有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和感受，离开了感觉或感受，奢谈幸福，是没有意义的。自然环境中的突然变化会使一大批动物迅速死去。可以說，动物个体生活史中充斥苦难，这种苦难即使远远超过人类个體的苦難，动物也不会为明天担忧。狼群以凶猛著称，但狼群的野外生活万分艰辛，生活中处处有凶险，一半幼狼在生下后不久就死去。狼群內等级森严，地位低的狼常常受欺凌，经常忍饥挨餓。就是狮子，当捕猎到的食物不多时，谁的体力大谁就要霸占食物，雄狮搶夺雌狮的食物，雌狮搶夺幼狮的食物。那些受伤的狮子，得不到关怀，受到的只是欺凌。夜间的吼声，对狮群可能意味着危险，发出吼声的狮子向周围的狮群宣告，它要來接管狮群。一旦狮群中为首的狮子战败，新來的狮子就会杀害所有非亲生的幼狮。动物的一生，不是被其他动物杀死，就是因自然条件的恶劣而饿死、病死，那些有幸活到老年的动物，它的晚景极其悲惨，没有亲人照顾，没有社会福利。大象在死前，要寻找一个其他大象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地死去。与人类相比，动物唯一有幸的是，它们受尽苦难，却对苦难的意义毫无认识。动物不能认识神，动物没有宗教。
宗教与科学都是生物界中唯有人类才有的现象。人类面对苦难，用改善环境的方法來减轻或消除「物理环境」中的苦难，用聪明才智來躲避、克服、战胜「活环境」中的苦难，在这样做了以后，苦难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产生了。宗教首先是人类为理解个体生命史中的苦难及其意义而产生的。不同的宗教用不同的方式阐明苦难及克服苦难的办法。
「大脑制动器」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有兩个内容，一是信仰超自然、超社会、主宰人间的力量，二是相信灵魂的存在，相信人死了后灵魂会到另一个世界中去。另一个世界是天堂、地狱、炼狱、极乐世界。在宗教组织中，耶和华见证人也许是例外。耶和华见证人认为人死了就不存在，认为灵魂、阴间、地狱的观念不符合圣经，然而，耶和华见证人相信天国的存在，耶和华就活在天国里。许多人相信人、动物「形体」內存在着「灵魂」（Soul），大概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每一个人从有记忆以来，观念、想法可能改变，但人的精神上总保持前后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这正是心理学中「自我」概念的基础。二是人在梦中「自我」可以离开身体四处游荡，而且这一「自我」可以脱离身体似的。三是为了解释人或动物主动的、自主的、不可预测的运动或活动，使人们相信，这种运动或活动是由「灵魂」引起的。许多宗教认为，「灵魂」是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活动，不会随形体死亡而死亡。
现代科学的发展，否定了脱离形体的「灵魂」的存在，对科学的信念，使我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宗教的教徒。我看到宗教本身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看到信仰的力量。宗教在人类历史上、在当代都有巨大的影响。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內心世界」和「外在行为」上有许多区别，这种区别本身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这使信徒与非信徒的大脑在做出行为的决定上，有明显的不同。
信徒与非信徒不仅在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上有不同，而且在做出涉及人际关系、社会问题上的决定时，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做出决定时，理性起着关键作用，他会把自己目标、利益放在优先考虑中，而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做决定时，自觉遵守宗教的教义、教规是必要的前提。为了处理一件事，本来有10种可能的选择，如果有3种选择与教义、教规相冲突，有宗教信仰的人就只能在余下的7种可能中作出选择。在这一意义上，宗教的教义、教规是人脑在做出决定时的「边界条件」，是人的大脑作出某些行为的「制动器」。（【註】「大脑制动器」概念，也是一个「心因」）
人类起源于认识神
世界各大宗教都教导人要自制、要控制自己的冲动。人的冲动来源于人性中所包含的「动物性」，宗教通过提升人性中對「完美」、「正义」、「真理」的追求（这就是所谓「神性」）來抑制人性中所包含的「动物性」。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傅佩荣说，「宗教是促进人性完美的力量。」（【註】参阅傅佩荣：《宗教的最佳面貌》，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导读，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台北）虔诚的教徒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务上，是不会像动物一样行为的。
宗教的起源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宗教与神不可分离，神是完美的象征。自然界中存在許多完美的事物，地球绕太阳运动的轨道呈现椭圆形、螺旋 芦荟呈现的螺旋形、苹果核心呈现的五角形，都是完美现象。但在人类社会中，存在许多不完美的事物，最不完美的领域是政治，然而，文学艺术——诗歌、绘画、雕塑、作曲、歌唱、舞蹈、建筑设计都可以达到完美程度，工业制造品，也可以尽善尽美。要制造出完美的作品、产品，创作者、设计者、制造者就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动物也有理性，也能制造工具，所以，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并不是有没有理性、能不能制造工具。人类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认识了神。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人类起源于认识神。
【图56·1】地球公转轨道和螺旋 芦荟图形
所谓宗教的「大智慧」就是要人认识到，人的一切感官享受、逸乐，都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俗世人生」追求「财富」、「权力」、「荣誉」三大目标，而宗教追求最高的目标——圣洁，引导人追求「超越人生」的价值：或者「超凡脱俗」；或者「回归自我」；或者「仁爱行善」。（【註】参阅傅佩荣：《宗教的最佳面貌》，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导读，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台北）所以，许多宗教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制、自律和禁欲的教义。佛教的修道方法和途径称为「八正道」，佛教还教导人要将渴求之欲「连根拔起」。所以，佛教中就出现了「苦行僧」这种现象。事实上，佛教并没有明列出数以百十计的禁绝事项，佛教强调的是「要以简朴的态度对待生活」。
在基督宗教中，为了表彰对教义、教规的严格遵循，禁欲主义也随之发展起来。十字军东征期间建立的骑士团起初时强调「绝财、绝色、绝意」的「三绝」，尽管后来完全走向反面，但早期的「三绝反映了宗教「大脑制动器」的作用。十三世纪欧洲建立的方济各修会和多明我修会，在成立之初都声明不置产业，其成员以托钵乞讨为生。这也反应了与「三绝」同样的倾向。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从基督徒的决策机制來看，是在信仰基督的大前提下放宽了「边界条件」，解除了教皇和教会对基督徒作出决定和行为的大量限制，是基督徒的「人脑制动器」放鬆的过程。
伊斯兰教要求人通过修行，修成对神的完全顺从。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是一本强调行为重于观念的书」。休斯顿·史密士（Huston Smith）說：「与其他宗教相比，伊斯兰教把它所提出的生活方式清楚说明：它通过清楚的指令精细准确地点出來。每一种行动类型都按照一种从『禁止』、『无所谓』到『应该做』的计算标准分类出來。」（【註】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第332-333页，刘安云译，刘述先校订，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台北）所有这些行为标准，对穆斯林來說，都是他在作决定时要遵循的原则或「边界条件」。
每一种宗教都有特有的、不可动摇的、绝对的原则。从脑科学角度看，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他们的脑內有一个信息加工的、相同的「认知框架」。宗教或教派不同，这一「认知框架」不同。例如，印度教要求瑜伽修行达到「三昧」境界。苦乐、冷热、荣辱等出双入对出现的感觉都弥散了，这时，也就消除了一切烦恼、痛苦、情欲。从脑科学角度看，瑜伽修行就是为了形成一种特殊的「认知框架」。《圣经》的思想是基督徒的「认知框架」。当一个人的大脑中存在某种「认知框架」时，这个人的大脑中的「颞叶——边缘系统联系」就会有某种程度的阻隔。信仰愈虔诚，这一「认知框架」愈坚固，大脑中的「颞叶——边缘系统阻隔」 愈深，大脑的决定愈不会随外界情况改变。这种「认知框架」是脑的一定部位的神经连接和神经阻隔机制。当信息输入大脑时，在有关信仰问题上，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的大脑就起着「固定输出」的作用。
不同宗教在信徒的大脑中安装了一个不同的「认知框架」，所以，全人类一方面有相同的本性，有相同的人的本能和人的欲望，另一方面不同的人安装了不同的「认知框架」，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最重要的类别区分——宗教信仰的区分。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宗教中找到了「归属」。宗教是造成「个人归属感」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而这种「归属感」，也使人因信仰不同而疏离。宗教信仰的不同，这是一个比国家、地域、民族、种族更大的人类区分。
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绝对原则
当我对宗教有了这样的认识时，看到没有信仰的人的悲哀，也铭记许牧世这样基督徒的虔诚和善良，耳边经常响着《迦南诗选》的歌声，在人生道路上我会继续接受作为「正义」、「真理」、「完美」和「爱」的神的指引，对宗教有了这样的认识後，我覺得还是很難成為一個宗教的教徒，仍然在教會邊緣猶豫徘徊。「每一种宗教都有特有的、不可动摇的、绝对的原则」，这也是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特征。意识形态与宗教之间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它们之间仍有明显区别。 《普遍进化论》第8、9章专门论述这一问题。在第9章《意识形态的「宣告」性质》一节中说：「意识形态在影响世界上可以与宗教媲美，当它们与人类群体结合时， 会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早期资本主义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马克思主义产生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一种要求改变这种严重的社会不公正的力量，而且导致了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主义思潮的产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不断改良。在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地方，马克思主义依然有它的生命力，总会有人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充当『穷人』的『救主』。在古代和中世纪，宗教的兴起、改革和冲突，搅动着人类社会。在近现代，在宗教的搅动上，又叠加了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搅动，使人类社会出现更富于变化的波澜。」
在《普遍进化论》一书中，我探讨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原则和特征。（【註】参见严家祺：《普遍进化论》§9·6意识形态的公理体系，纽约明镜出版社，2009年）「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有特有的、不可动摇的、绝对的原则」，这使我联想起「因公理体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几何学」，几何学有欧几里得几何、罗巴契夫斯基几何、黎曼几何，这使我也很難成为任何一种「主义」的信徒。这里要说明的是，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并不是意识形态。
宗教和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是解释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解释人与环境中无形的、超越人的力量的关系而形成的。当一种宗教或一种意识形态，成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主导思想体系时，这一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就会成为维护这种思想体系统治的力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宗教、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凝固的社会环境。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是环境的大变革。由于国家、地区的不同，东方、西方、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大环境。
「情感表达」和新文化运动
在情感与理性的关系上，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权力的增长，抑制着「理性表达」，使「非理性主义」笼罩大地；与中世纪欧洲的不同是，中国的儒家，是一种无神论的伦理道德，抑制人的「情感表达」，加上无神论的佛教和多神教的道教，在18世纪以前，与儒家在一起，起着抑制「情感表达」的作用，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力量。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用不同于儒家的方式，用理性反对宗教权威，使理性成为情感的平衡器。儒家对人类情感和经济上需求的抑制，佛教、道教中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思维方式，不利于科学和民主的发展。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儒家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在民主政治下，可以成为不同宗教的桥梁。
在不远的将来，人类社会将进入人工智慧和机器人时代。人创造人工智慧，制造机器人，但不论机器人理性如何高度发展，机器人永远不会有人的情感。人类社会中之所以存在科学与宗教、存在意识形态，其根源是人性中既包含理性和智慧，又包含感情和情感。如同科学理论总在不断修正，宗教也在不断进化。在第3千纪，人们会看到，在某些领域，如对无穷远处宇宙的认识，天体物理学与宗教将殊途同归。随着人工智慧和机器人科学的发展，对人性的认识，未来的人类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将会与未来的宗教伦理学说得到相似的结论。
在21世纪的今天，在宗教领袖中，达赖喇嘛是第一位倡导用脑科学研究佛教的智者。罗马教会也有相当多的教士，看到基督宗教与现代进化生物学的同构。（【註】《维基百科》：同構（isomorphism）指的是一個保持結構的對射。在更一般的範疇論語言中，同構指的是一個態射，且存在另一個態射，使得兩者的複合是一個恆等態射。如果忽略掉同構的物件的屬性或操作的具體定義，單從結構上講，同構的物件是完全等價的。）
§ 57 科学是人类最高的理性
真理的简朴性
《普遍进化论》也探讨了科学的进化问题。伽里略曾经說过，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註】转引自欧阳莹之：《复杂系统理论基础》，田宝国、周亚、樊瑛译，第7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在20世纪，当科学家探索原子和亚原子结构时，发现原子和亚原子世界的现象同样服从某些数学上简单的或质樸的规律性。英国物理学家保罗·戴维斯（Paul Ddvies，生于1946 年）在《上帝和新物理学》一书中說：「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只是因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宇宙，这个宇宙符合简单的数学定律。」「对亚核粒子进行研究的全部基础就是一种坚定的信仰：简单性存在于一切自然的复杂性之中。」（【註】保罗·戴维斯：《上帝和新物理学》，第165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沙，1996年）爱因斯坦說：「一切科学工作都基于一种信仰，即存在着一个有完全和谐结构的世界。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没有理由人云亦云地放弃这一美妙的信仰。象引力场这样复杂的方程式，只有通过发现一个具有逻辑简单性的数学条件才能找到。」（【註】转引自保罗·戴维斯：《上帝和新物理学》，第241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长沙，1996年）
科学发展已用大量事实表明，科学家从事探索时，他并非没有信仰或信念，他相信科学规律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存在，而且，这些规律表现了简单性或质樸性，可以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科学家与宗教信徒的差别并非是否有信仰，而在于宗教信徒认为宗教教义是永远不能改变的或不可修正的，而科学家不认为有什么完美无缺、不可改进的理论，科学进化的动力正是旧的科学理论不能解释新发现的事实，在这时，新的科学理论就产生了。
神学与科学的「宇宙创生论」
电磁波可以用具有「简单性」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來描述，这种描述至今仍符合人类所观察到的一切电磁现象的事实。我十分相信，花朵的开放过程，也可以用一个类似「偏微分方程」的「方程组」來描述，与电磁波不同，花朵的开放过程也许要加上「迭代变换」和其他多种变换。生物形态的发生、胚胎的发育、动植物的生长的「典型过程」，也许都可以用一个「方程组」加上若干「变换」來描述。当生命过程能用数学语言描述时，我们对生命过程的「神奇感」就会消失。
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用「自然选择」这一简洁的原理解释了物种的进化。达尔文的学说可以用地质和化石的发现來加以检验。然而，对涉及极为久远的问题，如生命起源问题、太阳系起源问题、宇宙起源问题，科学也提出了众多理论和假说。这些理论和假说之所以属于科学范围，在于它们能准确地解释许多现象，而且，可以为新发现的现象而不断修正理论。然而，这些涉及极为久远的问题的理论和假说，在单独陈述其结论时，令人惊奇的是，几乎和宗教的结论相同或相近。温伯格（Steven Weinberg，1933-2021）的《最初三分钟》一书，用科学家熟悉的概念描述了「创世时刻」後3分46秒钟內宇宙演化的图景。在这一段时间里，宇宙从一团均匀而密集的辐射和物质汤，转变成75%的氢和25%的氦的混合。温伯格說，在创世后3分46秒，这时宇宙的温度为9亿度（绝对温度），相当于60倍太阳核心温度。氦在宇宙中大量生成，大爆炸后所有可用的中子都被束缚在氦核中而成为稳定的了。在氦核中，每一个中子都有一个质子伴随。在这之后的100万年中，宇宙经历了一个「辐射时代」和「退耦时代」。到大爆炸后的100万年，宇宙中几乎所有的电子都被束缚到原子中了，只有极少电子和质子还能自由存在。这时，宇宙中的物质完成了从「辐射」到「退耦」的转化。从这时起，「辐射」和「物质」之间就几乎不再有什么相互作用。在这之后，宇宙由「物质」和「引力」主宰，我们所知道的星系，包括我们所在的太阳系和地球才慢慢形成。
【图57·1】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壁画《创世纪》中的一幅
这样一幅创世图景，是科学，还是宗教？在談及宇宙创生时，科学家不仅信仰理论的「简单性」原则，而且对宇宙创生理论本身，也只能抱着与宗教信徒几乎相同的心态，去信仰、去接受。所不同的是，科学家随时准备修正甚至推翻已有的理论。宗教用一不容动摇的教义要人去信仰某一结论，对某一结论，科学用一小段一小段「线段」连接起来，每一「线段」，都显得有科学根据、有事实、有论证、使人信服，而当这一小段一小段「线段」无限连接时，没有一个科学家知道这条「连接线」会变成一条曲线，也没有一个科学家知道这条「连接线」会伸展到何处。如果这条「连接线」伸展到与宗教相同的结论时，科学家都会把这条「连接线」和这一结论当作科学來接受。大爆炸宇宙学就是一小段一小段「线段」连接起来的「宇宙创生论」。
社会科学真理同样简朴
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同样有「简朴性」。一切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通过若干简单的原理來说明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德的先验论，从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到罗纳德·科斯（ Ronald H·Coase）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从洛克的分权理论到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融合，都是那么简单质朴。当然，社会现象由于「人心叵测」，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和难以预测。科学理论的「简单性」不等于它的正确性，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需要面对新的事实不断修正。
§ 58 理智的光明
神的第的第一句话
在纽约十五年中，我经常从布鲁克林7大道步行到8大道，在60街前几个街的一条街去8大道，要经过一个教堂。星期日以外的日子，我经过教堂，总是关着门，原因是我没有看教堂开门的时间。有一次，我按教堂开门的时间进入了教堂，发现空无一人。几分钟後，一位牧师和教堂其他人来了，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路过这里，进来看看。我常读《圣经》，有时参加远处的许牧世和俞敬群牧师教会的活动，不参加近8大道教会的活动，我们谈话时，对牧师说：「神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牧师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不是吧？」我说。
牧师请边上的人拿过来《圣经》并翻开。
牧师说：「《圣经》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神说的第一句话是『要有光』。」我指着《圣经》说。
牧师还是说「《圣经》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
我有些不高兴，对牧师说，「你连神说的第一句话都不知道，你怎么当牧师？」因为周围还有人，牧师听我这么说，就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说：「我住在附近，多次经过教堂，不开门。今天进来看看。」牧师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告诉他名字，不欢而散，离开了这一教堂。後来，我再也没有走进这一教堂。
这次谈话，我从此把神说的第一句话『要有光』铭刻在心中。当我从《培根论说文集》中知道有「感官的光明」和「理智的光明」後，我就把「理解一切不理解是现象」作为寻求「光明」的途径，理解世界就是理智的光明。
弗朗西斯·培根说：上帝创造宇宙的那几日中，他所创造的头一件东西就是感官的光明，他所创造的末一件东西就是理智的光明。（【註】《培根论说文集》，正文第4页，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北京，2004年）感官的光明，就是光。理智的光明，就是指神创造了人。
《圣经》说，上帝在第3天创造植物，第5天创造水中和空中的动物，第6天创造大地上的动物，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
理智的光明——认识神，理解世界
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是外在形象上根本不同，只有人在形象上像神，所有动物都不像神，而且，只有人有理智的光明。所谓理智的光明，就是人认识神，只有人能够凭借理性理解世界，从而看到目光所不及之物，看到极其微小和非常遥远的事物，看到转瞬即逝和极其缓慢的变化。动物也有理性，但动物不知道神，动物的理性不能理解世界。认识神、理解世界，就是理智的光明。
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步对周围世界形成一种系统的看法，对不同事物之間的關係，會知道得越來越多，形成这个人的認知體系。當遇到一個新 事物、新現象時，人就要把這種新事物、新現象與自己的認知體系，比較、 對照，納入自己的認知體系。如果與本人的認知體系矛盾、衝突，人對這種新現象、新事物，就不理解；如果修改自己的認知體系，也會達到對這一 新事物、新現象的理解。個人固有的認知體系，包含著科學知識、形形色色本人信仰、主义、信念和记忆。可以说，理解是一种广义的感觉，是理智的光照耀下，新事物、新现象，在人的大脑中形成一种「非视觉印象」的过程。
动物只能接受感官的光明，没有理智的光明，因而，不知道世界上存在真理、正义、完美，不知道存在神。人正是凭借理智的光明，可以认识真理、正义，知道什么是完美，认识神，按照神的指引前进。儒家依靠人的理性认识和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使人能够在人生海洋中游泳，但儒家的理性看不到神，当儒家成为一种统治的意识形态时，对帝王的崇拜就成了代替了对神的信仰。
規範世界是「超验世界」，对信仰神的宗教教徒来说，就是「神的世界」。规范世界中的很多现象，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无法知道它是什么。举例来说，实数集合中有①有理数（Rational Number）；②无理数（Irrational Number ）；③超越数（Transcendental Number）；④可定义数（Definable Number）；⑤不可定义数（Undefinable Number）。1975 年，计算机科学家格里高里 ·蔡廷（Gregory Chaitin）研究了一个问题：任意指定一种编程语言中，随机输入一段代码，这段代码能成功运行并且会在有限时间里终止（不会无限运行下去）的概率是多大。他把这个概率值命名为了「蔡廷常数」（Chaitin's Constant）。这一常数是一个不可计算数（Uncomputable Number）。也就是说，虽然蔡廷常数是一个确定的数字，但现已在理论上证明了，是永远无法求出它来的。不可定义数是不能用人类语言或符号描述出来的数。《圣经》用人类语言描述神，还要经过翻译，我们才能读到。可以说，《圣经》是凝结的圣灵，非常接近神，但有限的文字不能穷尽神。我们任何人对神的认识，都是有限的。对基督徒来说，神就是真理、道路、生命，《圣经》是凝结的圣灵。上帝指引就是一个人如何做出决定所依靠的无形力量。
《圣经》说，神，也就是上帝，在7天内创造了世界。第一日，上帝说：「要有光！」，世界就有了光。第二日，神创造了空气和水，称空气为天。有上下，有早晚。第三日，神创造了陆地和海洋。陆地开始有生命，有植物。第四日，神创造了太阳、月球和无数星球。第五日，神在水中创造了鱼和各种活物，在空中创造了鸟。第六日，神在陆地上创造了各种动物，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神让人成为万物之灵，使人类成为世界的管理者和支配者。第七日，神完成了创世後休息，这一天，也成为人类休息的日子。
按「心因」分期的7天
这本《回忆录》是按实际生活来分期的，分为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法国时期、美国时期，如果按我的「心因」历程分期，可以大致地分为7个时期，或说7天。
⦁ 我学数学，数学就是完美和光明，神给了我光明。1963年，我写出了第一篇谈「二阶图形」的文章，刊登在北京出版的《数学通报》当年第11期上。
⦁ 我学物理，开始知道，世界上有真理，而且，真理最根本的特征是简朴，是能够为人了解的。1976年6月，在文革晚期，中国的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能源》一书。1979年，我写的《探索与开发新能源》被编为《现代科学技术介绍》一书的一章，这是当年「全国科学大会」发给每一个会议参加者的参考书。
⦁ 为了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为了在政治领域中寻求真理，研究政治学。政治是一种代替战争来解决人类社会的冲突的手段。当战争即将来临时，政治家、政客，就用政治来避免战争或推迟战争。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中国科学院中分离出来不久，我参加了政治学研究所的筹建，担任第一任所长。1982年出版了《国家政体》一书，接着出版了《终身制与限任制》、《首脑论》，和妻子高皋共同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并从社科院到赵紫阳总理的政治改革办公室工作。六四後逃出了中国，又出版了《联邦中国构想》、《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霸权论》等著作。我研究了国际关系史、国际法，认识到「国家」原来是带有「人类理性」的「动物」，几千年来，「国际关系」不是「人际关系」。
第三天傍晚，我的人生发生撕裂，中国公安机关发出了对我的《通缉令》，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批判我的文章，指控我颠覆「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无边无际的大海中航行、漂流，在写作《霸权论》一书过程中，认定国家也是一种动物，一种有超过人类个体的、有巨大行为能力的「政治动物」。在《霸权论》出版後，我投入对「广义比较行为」的研究，这就是比较研究三大行为——动物行为、人类行为和国家行为。
动物、国家和人，是三种很不相同的「自主行为体」。国家是一种「政治动物」，是会互相撕咬、互相吞噬的巨兽和一些弱小的「政治动物」，不过比其他动物有多一些理性而已，这三种「自主行为体」，唯有人类有高度理性，有发现真理、寻求正义、创造完美的能力，能够创造愈来愈完美的「人工环境」。
人创造的「人工环境」，有改造了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其中房屋、道路、桥梁、交通工具、航空航天器也是「人工环境」。家庭、朋友、同事、政治、经济、金融系统都是社会环境。以十年、百年、千年的时间尺度看，动物社会没有进步，「国际体系」这个由国家这种政治动物组成的社会，进步也十分有限。唯有人类创造的「人工环境」，日新月异，每经过一个世纪、一个千纪，发生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愈来愈大。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第3千纪是全球化的世纪，21世纪是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互相交织的世纪。
第四天，为了弄清楚为什么「首脑人物」通常都是「政治动物」，我开始研究社会生物学和人类学。我终于明白，人类行为与动物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生存环境对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人类与动物不同，在于人的目的和人性复杂多样性。人性有三大要素，即动物性、人类理性和神性。神性是至真、至善、至美，神是大爱，神无所不在，不受环境影响，因而神性中没有人的情绪，没有恩怨、没有情仇、不会嫉妒、不会哀愁。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物种动物的动物性，有人具有多种物种的动物性，而且人性三要素比重各不相同。用非宗教的语言来说，人的神性，就是让人按神的指引前进，追求真善美和爱。这一天，我出版了《普遍进化论》，提出了「规范世界」的理论，这是存在于「物质世界」、「观念世界」之外的第3个世界。在「基因工程技术」发展的今天，《普遍进化论》把「目的环境进化论」与「自然选择进化论」统一起来了，是两大进化论的统一理论。
⦁ 为了理解全球金融风暴的成因，为了理解经济环境与人的经济行为的关系，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在人类所有行为中，金融领域的行为最复杂、最变化多端。无生命物体没有行为，只能运动。生物世界，才有了行为。为了研究最复杂的人类行为——金融行为，历时十年，在2020年出版了《全球财富论》。这本书的角度，既不是微观经济学、也不是宏观经济学，而是从「宇观经济学」角度、从高空、「大尺度」观察地球表面的资本流动、金融危机和金融风暴。这本书，提出了「金融自循环理论」和「全球金融恒等式」。
⦁ 2019 年 9 月 13 日，我在華盛頓 MedStar 作了 心臟手術，瀕臨死亡而重生。 2020 年投入了《命運交響樂》 的寫作，這是第六天工作的 成果。2021 年開始寫《「超 驗世界」的世界觀 ---- 從地球 上空俯視人類社會》。我與Virginia 的好友李文澄談起「超驗世界」的構想時，李文澄說：「這是站在 地球外觀察人類社會」，我就把這句話作為書名的副題。（見圖 58-1）
【圖 58-1】2021 年 7 月 4 日在柯鋼張萌家聚會，左起： 柯鋼、李文澄、嚴家祺、高臯、李文澄妻子、張萌。
第七天，上帝给人规定为休息日。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心因」。涉及人类社会现象的「心因」，是社会情感的产物，是在人们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一个人了解到这种社会情感的形成过程，就像《圣经》中神说的第一句话「要有光」那样，要有感官的光明和理智的光明。当1989年我离开中国後，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心因」，就是希望在中国大地上，恢复「六四」真相，这首先是感官的光明，看到正义的阳光照耀中国大地。经济发展、民主、社会公正、全球化、规范世界的探索和研究，是我关注的中心。全球化是21世纪开始的大趋势，英国脱欧、民粹主义、背弃承诺、地区冲突等现象，是全球化大趋势中的支流和波动。我的全部写作，都是围绕着这些「心因」展开的，《全球财富论》，研究金融简化的途径、研究「全球无国界货币」和「全球总账本」理论。这部《回忆录》，谈「心因」本身，是为了说明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对「心因」形成的影响和作用。
达赖喇嘛的60年
1989年前，毛泽东时期中国的教育，使我把所有宗教看作为迷信。五年大学数学物理的学习，强化了我对宗教的这种认识。1988年我在华盛顿会见了葛培理、在北京结识了许牧世、1989年在巴黎会见了达赖喇嘛、在洛杉矶佛光山拜会了星云大师後，我开始思考一个人信仰的来源，体会人的宗教感情。我接近了许多宗教人士，他们的善良、亲和力，交谈中的理性精神，改变了我对旧时中国佛教的看法，看到佛教有意义的一面。特别是达赖喇嘛流亡几十年，每一次他谈话时随意的样子，说话的真诚，尤其使我感动。2019年，达赖喇嘛流亡60年，我参加了华盛顿市的纪念会，我作了讲话。我想到，我们许多人，从1989年到2019年流亡了30年，达赖喇嘛的善良、真诚、宽厚、谦逊，在流亡生活中的坚毅精神，使我这样一个反对政治上个人崇拜的人，也开始产生了宗教上的崇拜感情。我在与达赖喇嘛见面时，一位佛教徒在达赖喇嘛面前，很快伏向地面，向他致意，看到了什么是「五体投地」。
【图58·1】2008年12月在日内瓦，达赖喇嘛与严家祺
第七天的最大愿望
我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但我完完全全接受宗教中超越我们普通人的大爱精神，接受宗教中真理、正义和完美存在的信念。只要有这种精神、这种信念，在流亡的岁月中，为「六四」恢复真相、为中国民主、为追求真理、正义，始终会感到生命的力量，感到生命的意义、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希望和光明。
在本书前言中，我提到在思想世界中，渡过了5天。在我生命中第6日的今天，我仍然在学习、在工作、在探索、在努力，希望在一个走上民主道路的中国，回到中国，回到家乡。这就是我在第7天的最大愿望。
§ 59 「超驗世界」的世界观
1964年，我离开了美好的、宁静的自然科学王国，带着「哲学的黄昏」的强烈理念，踏入了黑暗森林中的哲学王国。离开黑暗的森林，进入思想的大海中航行、漂游，半个世纪後，虽然没有登上彼岸，但在今天，已看到了哲学新黎明前的曙光。
罗素在谈哲学、神学与科学的关系时说：「『哲学』是一种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学问。一方面类似神学，含有对若干『确定的知识』截至现在尚无法切实了解的事物的猜测；但一方面又类似科学，诉诸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无论传统的权威，还是信仰的权威。我是这样主张的，一切『确定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教条以至于超越『确定的知识』的都属于神学。但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无人地带』，可能遭受来自两方面的侵袭，这一个『无人地带』就是哲学。」（【註】罗素：《西洋哲学史》，第1页，邱言曦译，台湾中华书局，1984年）
哲学与科学有两大共同点和两大区别。
共同点是：一是两者都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都诉诸于人类理性；二是，两者都是假说体系；由于这两大共同点，使哲学、科学明显不同于神学。神学虽然也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神学是宗教的观念形态，是宗教的一部分，首先诉诸于人类情感。神学不是假说体系，不容修正。
哲学与科学两大区别是，一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与观念世界，哲学研究的对象是规范世界和观念世界；二是，对科学来说，当科学提出的假说与物质世界中的事实不一致时，原有的假说，就要修正，而哲学假说不受物质世界检验。
【图59·1】三个世界——物质世界、观念世界、规范世界
2020年10月初，邵东方告诉我，中国科学院新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所。（【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http://www.guoxue.com/?p=43027，http://www.guoxue.com/?p=43041） 这个消息使我既惊奇，又震撼。惊奇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有了一个哲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回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竟又设置一个哲学研究所。震撼的是，我终于看到了中国科学院开始致力于以科学精神研究当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发展中哲学问题的前景。分子生物学、天体物理学、人工智能、人造物种、广义进化、经济发展、全球化、外星探索等领域，在21世纪的今天，都存在大量哲学问题，需要用理性的精神，而不是诉诸于罗素说的「传统的权威」，或「信仰的权威」，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在第一人生，我从阳光灿烂的数学世界，进入中国政治的丛林世界，两次心胸撕裂。在第三人生，不忘天安门母亲、为在中国大地上恢复正义而努力，不忘王炳章被判处「无期徒刑」的苦难，不忘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而呼吁，重新踏入了数学和哲学王国。我凭藉「理智的光明」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只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发挥「创造力」，而大自然由数学和空间几何学主宰。站在地球外观察人类社会，形成了《「超验世界」的世界观》的七大要点：
⦁ 现实世界是由单一的「物质世界」和每一个人的「观念世界」构成的，「观念世界」成千上万，人人不同，在变动不停的现实世界外，还有唯一的、永恒不变的「超验世界」 。无神论者把它称为「规范世界」，有神论者把它视为「神的世界」。
⦁ 物质世界遵循「能量最低原理」， 观念世界遵循「理念极简原理」， 规范世界遵循「对称完美原理」。
⦁ 在物质世界中的四种力——引力、电磁力、核强力、弱作用力只是描述物体和颗粒相互作用、形成空间结构变化的因素，而空间结构变化完全由「超验世界」的几何学规范决定。
⦁ 物质世界按空间尺度可以划分为多个层次，有「夸克世界」或「基本粒子世界」、「原子分子世界」、「病毒世界」、「细胞和植物世界」、「动物世界」、「人类世界」、「星际世界」。这些世界还可以进一步细分。要离开「人类中心」的观念，把观察者缩小或放大到不同层次世界个体尺度，来观察、认识不同层次的世界，以细胞内一个颗粒、一只蜜蜂，一只虎狼，一颗恒星，了解细胞社会、蜜蜂社会、虎狼社会和星际世界的「生活」，在比较中认识人类社会。这是广义的「比较社会学」。
⦁ 探索生命世界形成自主运动和人的创造力的根源。分子内部和分子之间的「化学键」，是一种电磁相互作用。人的「创造力」不是第五种力。「创造力」的物理形态是细胞中有「分形结构」的「电磁力」。（「分形结构」参见本书第42节）一切创造过程是「创造力」改变外部世界的过程。如果说每一朵花的开放是一个「时间」和植物DNA部分「参数」的函数，那么，可以说，人类的每一种「创造力」，都可以用一个与「分形」有关的微分方程来描写。
第六， 生物界中的个体各不相同，生命世界由DNA「基因」创造，人类历史由一个一个头脑中产生的「心因」创造。人类社会的所有创造发明，包括创造新物品、新物种、新制度、新社团、创造一个国家和全人类历史，都是从一个头脑里开始发生的，也就是一个头脑把创造的「心因」（Memes），从第三个世界「超验世界」———「规范世界」里找到後，加上现实世界的「边界条件」，把它移到「观念世界」里，并在「物质世界」里「实体化」或「物化」的过程。一切不来源于「规范世界」而在「观念世界」里的幻想、梦想、空想、设想，都不能「物化」，不能转变为现实世界中的存在。
第七，用「超验世界」的世界观，来分析、研究 人类史，研究理性和情感在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用「超验世界」的世界观来看人生及其意义。
§ 60 创造种子论
在中国大变革、大分化、大转型时代，需要提倡新历史观——创造史观。人们的「歷史觀」也发生变化，「唯物史观」将为「创造史观」替代。
历史是行为的共同记忆
人们谈历史，就是谈人们的共同记忆，也就是人的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及各种关系的共同记忆。一个人可以脱离或改变自己周边环境，创造个人历史 。在现实世界上，在有生命的「自主行为体」个体中，动物、人类、国家，都能创造自己的历史。有些动物没有理性，有理性的动物理性都很低，创造的历史是一种自然史。社会性动物，如白蚁社会、蚂蚁社会、蜜蜂社会也有历史，但动物行为模式千篇一律，就是有历史，只是简单的历史。只有人的社会行为，才能构成千变万化的人类历史。国家个体，与组成国家的人、团体、组织在一起，也可以创造形形色色、互不相同的历史。国家个体，作为自主行为体，它的理性，一般低于个人，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会诉诸暴力，国家的情感，也远不及人类个体丰富多彩。
【图60·1】2011年8月香港《前哨》月刊文章，创造种子论是创造史观的中心内容
动物、人类和国家个体，可以形成群体。国家群体，就是国与国组成的联盟。没有共同目标的群体，如同南极群聚的企鹅、大海中鱼群、原始人群，不能创造历史。集体创造，需要协调、配合、前後一贯。乌合之众的运动，实际上是人类个体的「布朗运动」，不能有理性地、前後一贯地作出行为，不能创造。有三个因素——权力、财富、杰出的智慧和伟大的精神，可以按预定目的创造国家和人类的历史。权力是一种「粘合剂」，严密组织的人类群体能形成有高度理性的、有超过个人亿万倍行为能力的行为体。巨量财富，巨大工程，可以使一个个分散的个体，按预定目标和程序，像一个自主行为体一般地行为。杰出的智慧和伟大的精神，能够产生持久的社会影响力，使人类社会中自动自觉地形成有目的、有理性、持续的行为。
卡莱尔的舊「英雄史观」
19世纪英国散文家和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写了一本《英雄與英雄崇拜》的书，广为人知。他认为，历史是英雄创造的，「世界史就是伟人传」。他崇拜英雄，「英雄崇拜在人类中现在存在，曾经存在，也永远存在。」他把英雄視為具有超出常人精神特質的先知或神人，并把英雄分为六類，「帝王」如克倫威爾、拿破崙、「神明英雄」如奥丁，「先知英雄」如穆罕默德，「詩人英雄」如但丁、莎士比亞，「教士英雄」如马丁·路德、諾克斯，「文人英雄」如約翰生、盧梭、彭斯。他說：「偉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們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樂。這光源燦爛奪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點燃的蠟燭，而是上天恩賜我們的天然陽光。……沐浴在這光輝中，所有靈魂都會感到暢快」。
很多人知道但丁、穆罕默德、莎士比亞、马丁•路德、拿破崙，但不会想到卡莱尔把彭斯也当作为「英雄」。彭斯是十八世纪英国诗人，他的诗歌富有音乐性，可以歌唱。「彭斯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天赋的英国人。」卡莱尔谈到彭斯表现于谈话中的才智时说，「高声欢乐的洪流，轻柔感情的低泣，言简意赅的强调，清晰透彻的洞察，他无一不备。」
看起来，卡莱尔的「历史」，也包括「文学史」，说彭斯「创造了英国文学史」，肯定是成立的。
「英雄史观」由来已久，古希腊普鲁塔克（Plutarch 公元 46—120）在《希腊罗马名人合传》中，展示了历史人物个人性格、品质对历史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司马迁的《史记》，也带有「英雄史观」的色彩。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观，弥漫着浓厚的神学色彩。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了摈弃「神学史观」，许多历史著作中，表现了「英雄史观」的倾向。
「唯物史观」是「命运史观」
马克思为了与有悠久传统的「英雄史观」相对立，提出了「唯物史观」。恩格斯说，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其一就是发现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进行社会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马克思是一个企图颠覆资本主义世界的人，20世纪苏联东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表明，马克思「个人」是怎样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没有马克思，就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毛泽东；而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中国。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少数人「创造」了20世纪「共产党国家的历史」。20世纪两大阵营的对立，发端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时代，欧美资本主义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把这种「对立」神圣化，美化为改造社会的动力。当马克思的後代信徒们大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从事「创造历史」——「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活动，正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希望「无产阶级」或「人民群众」去做的活动。当列宁批判考茨基、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和刘少奇的时候，正是「马克思」这一「种子」保持它的「基因-心因不变性」的努力。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许许多多人以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多么纯粹和科学，不过是「创造历史的」马克思的「追随者」。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苏联，在中国都不再争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的时候，「马克思」这粒「种子」就开始被历史抛弃了。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失败，而且证明了「一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然而， 20世纪的历史同样证明，个人——「天才」、英雄或枭雄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的事业是一种「破坏、颠覆资本主义」的活动，这里谈「创造历史」，是在「创造」一词的广义上说的，毁灭、改革、革命、战争都是对「历史的广义创造」。
比马克思稍晚的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在《战争与和平》中，表述了与英雄史观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一件事发生，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任一事件的改变，都可能改变历史，未来的每一时刻，都存在着无数种可能性。这是一种强调历史事件依赖于「路径」的「路径史观」。托尔斯泰在谈到拿破仑入侵俄国的那场战争时说，「成千上万适应或符合那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原因，凑合起来，联系起来，就发生了那件事，发生了那种运动，发生了那场战争。」 在托尔斯泰看来，国王仍然是历史的奴隶，他的命令并不一定必然地达到他的目的。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就以失败告终。
马克思不同于托尔斯泰，他的「唯物史观」是为了说明他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坚信自己正在创造历史，他没有否定杰出人物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但他的一些後代信徒有的受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束缚，把「唯物史观」简单地理解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专制政治下，在强人邓小平後，性格懦弱的人、无知狂妄的人，登上了高位，面对变革的社会需要，或者无所作为、或者肆意妄行。无知狂妄的人，凭借自己的好恶情感，肆意妄为，把中国引向灾难。不过，这是在创造历史，创造引向灾难的历史。
新「英雄史观」— 创造史观
广义的历史，有地球史、生物史、科学史、艺术史、经济史、家族史、电脑发展史，海盗史、个人史、一个甲虫在树林中的生活史等等。这里讲的「历史」，是指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世界史都是人类的共同记忆。在这一狭义的历史里，金字塔、迦太基、巴比伦、亚述、希腊城邦、罗马帝国、中国的春秋战国、万里长城、匈奴人西侵、基督教、加洛林帝国、拜占庭、阿拉伯帝国、黑死病大流行、十字军东征、蒙古帝国、美洲的印加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英法百年战争、文艺复兴、郑和七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新教改革、俄土战争、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俄国的扩张、荷兰、英国的海洋霸权、殖民主义、美国独立战争、奥斯曼帝国、辛亥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中苏分裂、苏联的解体、9·11事件、1929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新冠大流行……都是人类的共同记忆。一些「名门望族」有详细的「家族史」，是这一家族集体的共同记忆，不是人类的共同记忆。这里讨论「唯物史观」、「英雄史观」和「创造史观」时，是针对「人类共同记忆」，不是针对「家族史」、「服饰史」、「团体史」来而说的。
历史事件是人类行为互相交织构成的，行为有动机和後果，所以，人类还有思想史。历史事件形形色色。有历史大转折事件，有新制度确立事件，有大工程建设事件。国家的统一和分裂、民族大迁移、战争和革命、哥伦布发现美洲、柏林墙的倒塌都是「历史大转折事件」。历史上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国家的民主化、联合国的诞生、欧元的建立是「新制度确立事件」。从古代金字塔的建造到今天登陆火星都是「大工程建设事件」。
除了大地震、大流行病等引发的历史事件外，一般历史事件都是人参与的结果，有些事件是人「刻意」造成的，有些事件是「无意」中创造的。苏联解体过程中，虽然有叶利钦等人的「有意」作用，但总的说来，是一个「自然过程」。历史是人类理性和社会情感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情感」往往是无意中突然爆发的，一些力量的「合力」，也会「无意中」创造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无意中「创造历史」的现象不可胜数。公元4世纪匈奴人的向欧洲的大迁移，导致了一百年後西罗马帝国的灭亡。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497年，达·伽马从里斯本出发，经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抵达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1498年5月，到达印度，开辟了欧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这些新航路的发现，导致了地中海—埃及—印度贸易路线为全程水路取代，欧洲与美洲之间的交易不断发达。这些变化，产生了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就是有2000年历史的地中海文明的衰落和大西洋文明的兴起。
在这之前，中国明朝为了寻找在政变中失踪的皇帝和宣扬大明王朝的威德，受在位皇帝个人情感的驱使，让太监郑和曾率领比哥伦布大得多的船队到达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东部，除了显示明王朝的强大和「盛世」外，没有造成世界历史的变化。在西欧国家大规模发展海洋贸易时，中国的明王朝，在无知和恐惧情感的驱使下，在郑和七下西洋後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
匈奴人西侵引发的民族大迁徙、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远航「创造了历史」，但他们都是在情感的推动下，或在「无意」中「创造」的。个人的有意努力，既可能按预定目的创造历史，使原来不会发生的事发生，也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事件。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往往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发起的。如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620年11月11日，威廉·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等41人，签署《五月花号公约》，成为美国立国的根基。又如18世纪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20世纪罗伯特·孟岱爾（Robert Mundell）倡导欧元的诞生。
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用「心因」（Memes）一词，来代表这些因素。「心因」是生物学上的「基因」的文化类比。「基因」通过遗传而在生物界中传播，「心因」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到另一个人的头脑中，在人类社会中传播。「基因」在病毒、细菌、植物、动物和人类个体中都存在，而「心因」是人脑特有的。植物、动物没有「心因」。特定「种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组合。新技术的发明者、新体制的设计者的头脑中的思想，就是新技术、新体制的「种子」，「历史创造者」有关变革现状的想法，就是「创造历史」的「种子」。基因的特定组合，与特定物种相应；同样，心因的特定组合，与特定的乐曲、设计、技术与特定「人造物」、特定的「组织机构」、特定的「管理体制」、特定「历史事件」相应。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武器、新技术、企事业创建或企业的跨国移植一样，都是从少数人开始的，不同的是，在人类社会中，有些创造历史的「心因」是乌托邦，依靠国家权力推行，最後也导致失败。少数人自下而上的提倡，遭到反对和阻碍，导致失败。
美国历史学家罗兰·斯特龙伯格（R.N.Stromberg，1916-2004）说：「18世纪哲学家基本上持有极端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态度。他们相信有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理性可以发现它，政治工程师可以实现它。」（【註】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第184页，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北京）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种带有极端理性主义的运动，引发了法国大革命，革命初期的紧张兴奋之情，导致了後期的革命恐怖、拿破仑称帝和专制制度的复辟。在这一社会大环境中，英国思想家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提出了他的保守主义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缓慢生长的有机体，不能按照一张社会蓝图来任意编排，几乎不听从人的意志。
爱德蒙·伯克所说的意志，是个人意志，是随时组合分散的、目标变动不定的群体意志。在21世纪的今天，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财力、权力、信息分析能力、决策能力、行为能力相差千倍、万倍、千亿倍的自主行为体。当一个大体量的行为体要按它的社会蓝图或意志行为时，汇聚在一起的、有多种不同意向的个人意志，已经无足轻重。
在21世纪的今天，可以看到，一个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创造他个人的历史。大企业家、大团体、国家机构、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的意志，依靠巨大财力、政府或机构权力，可以使这种意志的力量扩大几千、几万、几亿倍，只要形成这种意志的「心因」或「心因」组合，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是可行的，这种意志，就可以物化，可以转变为现实。伊隆·马斯克（Elon Musk）2002年创立Space X公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他一个人的「心因」，在人类航天事业历史上，做出了巨大的、创造性的贡献。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这种全球化，在跨国公司有最明显、追强烈的表现，把新技术、新思想、新设计、新管理，从发达国家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和全世界。跨国公司是实体经济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
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实现它的意志的方式不同。专制政治的国家，依靠专制权力，可以在实现独裁者的意志，与政治有关的意志，最後随着专制政治的瓦解而烟消云散。在经济、文化、艺术领域，情况会有所不同，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出现了艺术上的繁荣。在国际事务中，国家意志的实现需要有关国家的合作，国家意志的严重冲突，就会引发战争。
有三个因素——权力、财富和伟大的精神，可以按预定目的创造国家和人类的历史。首脑人物凭借权力，大企业家凭借财富，摩西、孔子、释迦牟尼、基督耶稣、穆罕默德、马丁·路德、哥伦布和爱因斯坦，依靠他们伟大精神和杰出智慧，创造历史。一个一个「心因」，不足以创造历史，需要包含有社会情感、能够产生巨大动力的「心因」，才能创造历史。个人情感心因，创造个人历史，符合社会潮流的社会情感心因，创造国家和人类历史。
人类个体与动物个体一样，生命历程中都有苦难，但只有人类能减少、克服、防止苦难。人类大脑中「心因」和「思想」的出现，就是为了减少、克服、防止苦难，为了人能够去追求幸福。
【图60·2】拿破仑 【图60·3】达维特油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
前面提到，广义的「创造」，包括毁灭、改革、革命、战争。创造历史的人物，有些是制造毁灭的魔鬼，有些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治家。政治家之所以能创造历史，除了当时社会环境需要外，最重要的是政治家要有周密考虑的、「变革」或「创造」的思想。公元前6世纪末，当雅典的平民领袖克里斯梯尼有了政治改革想法时，克里斯梯尼就成了古代希腊「创造历史」的种子。 1866年普奥战争後，当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了德国的统一而计划对法国挑起战争时，俾斯麦就是当时创造历史的一粒种子。17世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与公元6世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东罗马帝国有许多国土重合，但这两个帝国的文化非常不同，就在于创造这两个帝国的种子非常不同，前者是穆罕默德，後者是耶稣基督。
【图60·4】袁世凯是「坏种子」的典型，头脑里没有任何「民主」的「种子」， 当「中华民国」总统只会复辟帝制
创造史观承认历史是「有创造力的人」创造的。「有创造力的人」就像种子一般，在适宜的土壤里就会发芽成长。没有种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创造历史。土壤或外部条件改变，同一种子可能发生变异。张居正是十六世纪中国的改革家，但他头脑里有的是整顿吏治、强化皇权的思想，他改革赋税制度，实行一条鞭法，虽然改善了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但他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种子，他的改革，没有持久，很快遭到失败。就是他的改革持久下去，他也不能造成历史大转折。辛亥革命後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袁世凯不是创造历史的种子，他头脑中只有专制统治的一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新体制，面对不成熟的新体制下的政局动荡，复辟帝制成了袁世凯最容易作出的选择。一个动摇舊体制的种子，当移植到没有舊体制的地方，可能仍然发挥它动摇体制的作用，成为新体制的败坏力量。
好种子 · 坏种子 · 奇异子
「创造史观」认为，「有创造性的个人」就是种子。就像电灯是爱迪生等少数人发明而不是「生産電燈的工人」发明的一样，历史的创造者也不是「人民群众」，而是「有特定创造力的个人」。
历史的进步与技术的进步有一点是类似的，就是新的创造是立足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的。电脑的发明不会在电视前，飞机的创造不会在汽车前。同样，马丁• 路德这粒种子不会出现在耶稣前，毛泽东这粒种子不会出现在马克思前。
在这里，我把种子与头脑中有这一种子的人，视为同一事物。有些情况下，两者并不同一。「创造历史」的种子大体上可以按不同方式分类。一种分类是分为好种子、坏种子、奇异子。另一种是分为「创造的种子」、「毁灭的种子」、其他种子等等。还可以有其他分
【图60·5】华盛顿是「好种子」的典型
类。「创造史观」重视民众的作用，这就是种子的生长需要社会条件。「创造史观」承认存在好种子，承认杰出的政治家就是好种子，华盛顿就是典型。「创造史观」不认为创造历史的人都是伟人，而且认为，政治上的大人物往往都是「坏种子」。他们以民族、国家、人民、革命的名义在创造历史的同时，攫取权力，制造新的人间灾难，希特勒就是典型。总的说，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坏种子远远多过好种子。在地球上有国家的时期，为了避免、减少坏种子产生坏的作用，唯一的办法就是「厉行法治，限制掌权者的权力」，实行「分权制衡」。
哥伦布和郑和都是15世纪的航海家，但两人是完全不同的种子——奇异种子（简称「奇异子」）。哥伦布创造了历史，郑和却不能，郑和是一粒发不了芽的「奇异子」。马丁•路德是中世纪教廷极端腐败的产物，是一粒好种子。马丁·路德时的教皇良十世（Leo PP. X；1475－1521），出身佛罗伦斯麦地奇家族，他认为宗教和取乐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他慷慨资助艺术家和诗人，使罗马成为当时欧洲文化中心。教皇国产生不了马丁·路德这样的种子，马丁·路德却在远离罗马的德国出芽。共产主义的种子出现在西欧，在西欧、美国却难生长，当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把这一种子带到俄国後，就迅速成长，并蔓延到中国。毛泽东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种子，这粒种子在中国土壤中出芽、生长，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
【图60·7】两个「奇异子」——哥伦布和郑和
人类最近5000年历史，「创造新文明的种子」最重要的是五个半人，这就是摩西、释迦牟尼、孔子、基督和穆罕默德。「半个人」是马丁·路德。文明是比国家、民族还要大的单位，与宗教、价值观、社会情感、人生目标相连。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人生价值体系。没有孔子，就没有儒家文明。没有基督，就没有基督教文明。没有释迦牟尼，就没有佛教文明。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伊斯兰文明。人生中总有苦难，不同宗教对人生苦难作不同分类，并为人设定不同的人生目标。为人设定人生目标的种子，他们就不只是创造历史了，而是创造长期持续的不同文明。许多英雄的业绩，在他们死後就灰飞烟灭。用英雄来称呼五个半人，未免贬低了他们在人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因果关系」和「挑应关系」
在人类历史中，有两种明显不同的作用 。一是原因结果关系（因果关系），二是挑战应战关系（挑应关系）。
因果关系在人类史上大量存在，无需作出说明。挑应关系是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来的。对同一挑战，不同人会作出不同应战，与「同一原因产生同一结果」的「因果关系」完全不一样，挑应关系是无法预测的。汤因比说，「那种朝一个预定目标必然前进的观念并不适用于人类世界」。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普通人对「挑战」只会作出普通「反应」，而「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会作出创造性反应。「一个文明的未来命运操在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手中」，并非什么「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以 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等数十个文明作为研究历史的单元，用大量的「松散类比」作出一般性的结论，并不是一本严谨的科学著作，但汤因比看到挑应关系与因果关系的不同，正确地指出了「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对历史发展关键时刻挑战时的作用。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由于其性格、气质、视野、思想、应战力的不同，就会作出不同程度创造性的反应。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生性刚毅，早就怀有建立「大帝国」的思想，亚历山大继位後的东侵，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庞大的帝国。如果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生的儿子是性格懦弱的人，并让这一儿子继位，那么， 马其顿即使东侵，也不会产生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是一个「具有创造力的人」，他小时候，荷兰人教他数学、炮射、建筑堡垒的学问， 在他25岁时，游历西欧一年半，学习航海、造船和西方文化，决心把长期受拜占庭和蒙古这些东方文化影响的俄国，转变到学习西方文化方向上去。正是彼得大帝个人对西方的了解和改变俄国落后面貌的决心，俄国才开始走上专制政治下
军事经济西化的道路。毛泽东对西方文化没有直接感受，他只熟悉中国帝王的统治权术。为铲除政敌而采取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不能不说与毛泽东个人的气质和性格密切相关。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後的改革开放，也走专制政治下军事经济西化的道路，这与邓小平年轻时到法国学习和他对西方的了解大有关系。
直接创造与间接创造
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 1478－1535）曾担任英国大法官，权力仅低于国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托马斯•莫尔因反对亨利八世兼任教会首脑而被处死，在这一事上，可以说，亨利八世和托马斯•莫尔一起创造了十六世纪英国历史。
【图60·9】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
莫尔写了《乌托邦》一书，并没有把《乌托邦》变成现实，莫尔不是《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创造者。马克思是历史创造者，但只是20世纪苏联中国历史的间接创造者，直接创造者是列宁、毛泽东。要直接创造历史，必须取得权力或影响力。秦始皇、凯撒、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拿破仑通过战争创造大帝国，是他们在掌握权力后按他们个人意志进行讨伐征战的结果。马丁• 路德创造历史，是依靠他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条件下的影响力。
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现实中存在着各种政治力量， 历史的直接创造者必须有能力把最大力量掌握到自己手中，按自己的想法去行动。历史上有许多时期，民众中长期存在一种强烈的社会要求，所谓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对抗这种社会要求。创造历史必须顺应历史潮流。历史上也有许多时期，民众中的社会要求十分分散，历史的直接创造者要有凝聚各种力量的能力。
文明共存论
人性有三大要素，动物性、人类理性和神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有高度发达的理性和想象力，能够通过理智认识无限大、无限小、无限远、无限不可控制的不规则变化、无限精确又复杂的结构、无限理想的形态、无限美好的互动方式。科学技术，如电脑芯片的精密性，就是追求这种无限的产物。认识神，就是人的这一愿望的表现。儒家不是有神论，「仁」是人际关系的完美化，在人际关系以外的领域，缺乏这种强烈愿望。道教、佛教满足于模棱两可、一知半解。动物也有理性，但完全没有想象力。「创造力」建立在丰富的想像力基础上，而且能够把想象「物化」。「幻想家」有想象力，没有物化能力，所以不具有创造力。比较不同的文明，儒家文明超越「有神论文明」之处，在于儒家追求人际关系的完美化，重视现世生活，在全球化过程中，儒家将成为各种文明友好沟通的桥梁，成为全球「文明共存」的基石。
「心因」与「概念」不同，能够成为「新技术」或「创造历史」的「种子」，要经过「知道」、「理解」和「创造」的不同步骤或阶段。这需要依靠理智的光明，依靠「理解」，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接受圣灵。只有「理解」了，才能有所创造。人类之所以脱离动物，就是因为能创造。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神创造了人。地球上有了万物之灵的人，才有人创造物、创造历史。就是创造建筑物，创造新物种、创造机器人，创造新制度、创造新社会。新社会的产生，是社会中人和形形色色「自主行为体」互动方式的变革。
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发现和发明，没有科学和技术，也不会有宗教和艺术。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充满生活的真实性，而且有丰富的想像力。中世纪欧洲历史的相对停滞，是中世纪欧洲思想停滞的结果，不能产生「创造历史」的种子。看一看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菲尔的作品吧，他们是怎样追求完美的。他们在绘制壁画、制作雕塑、建造教堂时，就创造了历史，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循环」，与孔老夫子的「仁政」思想有关。孔老夫子「仁政」思想，一方面让统治者知道，「暴政」将引发王朝的灭亡，另一方面，「仁政」与「暴政」一样扼杀了「自由」。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艺术创作的充分自由，因而在绘画、雕塑、建筑和文学领域，造就了群星灿烂的时代。政治不同与文艺，政治直接把许许多多普通人「卷入」。当一个政治家在创造历史时，他必须有充分的想象力去设想各种可能性，从中选择出一种能够为最大多数人接受、乐意推动的步骤和方案。他还必须有个人魅力，让人们信任他、愿意追随他。一个长期扼杀自由的国家，人在各个方面的想象力就会受到抑制，传统政治的积弊就无法得到克服，政治发展就会停滞。
埃及、中国、伊朗和许多阿拉伯国家，它们背着有千年以上沉重的专制政治包袱，它们抑制人的政治想象力，这些国家虽然有「共和国」的名义，但都打上了传统王朝的印记，历史就只能在一个又一个形态不同的「王朝更迭」中循环不已。事实上，创造历史——与发明新武器、新技术，与跨国公司移植新管理体制一样，都是从一个人或少数人开始的，要经过设计、计划、试验到大规模工业生产。在这些土地上，要把「非政治领域」中的自由扩展到「政治领域」，自由出创造，只有自由，才能在各个领域，涌现出各种「具创造力的人」。人类的伟大事业，创造发明、创造历史，都是从一个人或少数人发起的。要通过和平、非暴力、循序渐进的方式，获得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而逐步实现。让我们在这些土地上普及「创造史观」，相信人的能力和创造力，创造出新技术、新制度、新体制，创造出这些国家和地区辉煌的新的历史和未来。
严家祺分类文章和著作目录
⦁ 大尺度时空观——②政治评论——③中国宪政——④联邦中国和第三共和——⑤全球财富论——⑥国际关系和国际法——⑦宗教、人类学和普遍进化论——⑧两次天安门事件——⑨人物、记事和人生思考——⑩北京时期旧文
（1963年至2020年全部文章1445篇，这里是部分文章目录的分类索引）
⦁ 大尺度时空观
《展望第三千纪》，巴黎《欧洲日报》2000.1.1—3
《世界政治气候的变迁》，《世界日报》1995.12.31
《遥感历史学》，《世界日报》1997.6.1，《争鸣》1997.6
《欧洲政治气候的变化》，日本《中文导报》1998.10.22
LA《中国日报》1998.10.2 ，《新闻自由导报》1998.11.6
《欧洲政治气候中的两大“气团”》，纽约《明报》1998.11.20
《伊朗“白色革命”和“回教革命”的启示》，LA《中国日报》1999.2.5
《“地缘政治学”和“板块政治学”》，LA 《中国日报》1999.4 、《明报》1999.4
《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前哨》 2000.7
《“地缘政治学”与“板块政治学”》，纽约《世界周刊》2000.7.9
《巴以和平的关键：一城两国》，香港《信报》2000.7.29 第18页
《新纪元的时间观——以“百年”、“千年”、“地质纪”为“时间尺度”观察人类社会和地球上的变化》，《争鸣》2001.1
《從地球六个圈层看经济全球化》， 香港《信报》2001.6.8第27页
《经济全球化加深地域鸿沟》，LA《中国日报》2001.6.18—6.19
《星球的“表面学”》，《前哨》 2001.7
《大事件，大变革；小事件，小变革》， 《前哨》 2006.1
《从混沌理论看社会动乱》， 《前哨》 2006.3
《对“规范世界”的探索》，《前哨》2007.11
《地球呼吸”和“氣候暖化”》， 香港《前哨》月刊2009-1
《地球表面九大等级的变化》，《前哨》2011-5
《创造史观》，《前哨》2011-8
《 创造“多元文明”的五个半人》，《前哨》2011-10
《东风·旋风·西风·福利风——用“大尺度时空观”看中国和全球政治风向的变化》，《前哨》2010-2-1
《“动物政治”和人类“专制政治”》，《前哨》2011-9
《人类长远目标——世界联邦制》，《前哨》2013-8
⦁ 政治评论
《中国要第二次埋葬王朝》（1989.7.4），见《联合报》编《天安门 1989》
《中国并不是共和国》，香港《明报》1989.7.23，《中国时报》 1989.7.23
《重建共和之路》，香港《明报》1989.9.13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省思》，巴黎《欧洲日报》1989.9
《中国政治的现状和前途》，巴黎《世纪末》杂志，1989.9
《瑞典模式和社会主义前途》，巴黎《欧洲日报》1990.3.30
《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民主中国》杂志1990.6(第2期)
《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衰原因论》，香港《前哨》创刊号1991.2.8
《後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哲学》，《前哨》1991.5
《“天赋人权”和“人赋人权”》，《前哨》1991.11
《香港基本法的主要问题》，《经济日报》1992.1.5
《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英国Manchester《丝语》，1992.10
《从<北京之春>到<中国之春>》，《中国之春》1992.11
《对马克思的再认识》，《前哨》1993.2
《天下无新事——论中国处于“突发式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之春》1994.5
《美国政治稳定的第一要素》，《九十年代》1996.12
《美国政治稳定的第二要素》，《九十年代》1997.1
《邓小平一生功过“六四”开》，《苹果日报》1997.2.21
《香港“四大支柱”正在动摇》，日本《留学生新闻》1997.6.15
《国家承认、政府承认与两岸关系》，LA《中国日报》1999.9.10
《达赖喇嘛返回家园是神圣权利》，《前哨》2002.3，《了望西藏》2002.第1期
《苏联解体原因论》，《世界周刊》2005.4.10
《“苏联噩梦”对当代中国政策的影响》，《争鸣》2005-3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30年》，《前哨》2008.10
《达赖喇嘛和西藏文化圈》，《博讯》《多维•博客》 2009.8.9
《亚洲周刊》纪硕鸣专访严家祺《不希望中国沦为警察国家》2009-8-7日内瓦 2009-8-24前后《亚洲周刊》发表
《中国成为“警察国家”的根源》，《前哨》2010-5-1
《中国民主党人的“千年刑期”》，《前哨》2010-6-1
《东部论——读刘亚洲西部论後的思考》，《前哨》2010-10
《中国向何处去？——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哨》2011-3
《把孔老夫子送进天安门东侧文化宫》，《前哨》2011-4
《 中国兴盛衰败的转折点》， 《争鸣》2011-4
《請讓『佔中運動』慢慢消退》，《世界日報》2014-9-2 B5
《預測『佔中運動』後果（2014-9-6）》《前哨》2014-10-1
《香港普選：智慧出民主》（被編者刪節），紐約《世界日報》，2014-10-1
《香港普選：智慧出民主》（全文，未刪節） 《前哨》2014-11
《心中有大愛——為達賴喇嘛流亡55年而作》《前哨》2014-12
《法律論是非，政治講妥協》《世界日報》2015-6-16
《致香港立法會民主派議員的公開信》《灼見名家》2015-6-14
香港《明報》2015-6-16
《博訊·博客》Facebook 2015-6-13
《明鏡網》2015-6-15
《香港『街頭政治』壓倒了『代議政治』》【寫於香港6·18表決的第二天】 《世界日報》2015-6-23 B4
《新英雄史观和中国的大转型——改革开放的回顾和反思》， 香港中文大学《21世纪》双月刊2018-2
《文革幽灵在中国徘徊——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序》 2018-1-25
《香港面临空前危险》香港《苹果日报》2019-7-20
《官方候选人制度》《苹果日报》2019-8-10
⦁ 中国宪政
《推进中国的宪政运动》，纽约《中国之春》1993.6
《草拟<联邦中国宪法>的一次会议》，《欧洲日报》1993.7.21
《争鸣》1993.8，《新闻自由导报》1993.8.6
刘凯申、严家祺、张伟国 等：《中国人权99条》（1994.6.4），《北京之春》 1994.7
《“安全”与“自由”》，《经济日报》1990.12.14
《权力与权利》，《经济日报》1991.1.18
《從人性分析政治》， 《民主中国》杂志 1994•7
《新宪政运动》（全文），旧金山《中国之春》1995.1，
《中国宪政》1995年第4期
《民主怎样才能来到中国？》，《前哨》1996.3
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1996.11.7，11.22
《废除“官方候选人制度”》，《新闻自由导报》1998.1.16
《宪法无需“总纲领”》，纽约《明报》1999.3.9 A11版
《新闻自由导报》1999.3.12
《儒家政治传统和中国民主前景》，（“纪念五四运动和八九民运——展望中国民主研讨会）1999.5.1
《走向新共和——展望21世纪中国政治》，《开放》2000.1
《“同步更迭”保障政治稳定》，LA《中国日报》2001.1.23
《论废除“最高权力终身制”》，《争鸣》2002.2
《“三连任”是“选举”外衣下的独裁之路》，《新闻自由导报》2000.10.6
《从几次修宪看武装力量统率权》，《开放》2002.6
《中国教育宪章100条》，《新闻自由导报》2002.7.26
《中国宪政改革的四项目标》，纽约《世界周刊》2002.9.13 ，第12—15页
《中国宪政改革的四项目标》，《信报》2002.10.31
《民主不等于法治》，《争鸣》2004.4
《消除革命的政治学——从“板块政治学”看利比亚和中国》，《动向》 2011.4.15
《法治天下》，《前哨》2011-7
《废除终身制是怎样产生的？》，《开放》2013-1
《中国要有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从权贵资本主义到社会资本主义》， 《前哨》2012-7-1
《维权律师是缔造中国法治的中流砥柱》，《博讯·博客》2016-8-5
《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来龙去脉——方冰采访严家祺和高文谦》《美国之音》 2018-3-3、香港《镜报》2018-3，
《博讯·严家祺博客》2018-3-11
《共和国是怎样灭亡的？》
香港《前哨》月刊2018-7
《王朝循环原因论》《前哨》2018-12
《第二次新文化运动》香港《苹果日报》2019-2-16
《五四百年看儒家文明——论儒家文明的精华与糟粕》《前哨》2018-3
《推进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再论儒家文明的精华与糟粕》， 《前哨》2018-4
《文革幽灵在我们心中游荡》在Columbia 大学文革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2018-6-9
⦁ 联邦中国和第三共和
《中国的前途在于建立“第三共和”》，台湾《中国时报》1990.5.12
《中国未来的联邦制》，香港《开放》1990.11
《建立一个联邦制的中国》，香港《经济日报》1991.1.29
《“邦联式联邦”构想》，台中《台湾日报》1997.11.24、《中国之春》1997.10
《“邦联”、“国协”与“联邦”的区别》，纽约《明报》1998.2.6
《走向“第三共和”》，日本《中文导报》1998.7.16、《新闻自由导报》1998.7.17
《中国应走向“第三共和”》，纽约《明报》1998.7.9 B5 版
《论民族主义存在和消失的四大因素》，《前哨》 2002.8
《中國的前途在于聯邦共和》，2008.12.9写于纽约，刊《开放》2009.1
《在华盛顿『不对称联邦制研讨会』上的发言》，2016-1-29
⦁ 全球财富论
《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错误》，《中国之春》1995.5
《资本全球流动的方向和活门》，日本《中文导报》2000.12.21 第19版
《资本全球流动的规律性》， 《新闻自由导报》2000.12.15 第3版
《“全球化”中的商品·资本·技术·人的流动》，《前哨》2001.1
《金融风暴成因论》，《博讯》博客2009.1.7，《多维》博客2009.1.9，
刊《前哨》2009.2 稍有不同
《比特幣的正背兩面》，《前哨》2014-2
《經濟學理論正面臨第五次革命——「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霧市場」中不能有效發揮作用》，《前哨》2013-3
《金融系統七只「看得見的手」 》， 《前哨》2013-4
《全球單一貨幣構想》，《前哨》2014-7-1
《從高空看中國股市》，《博訊·博客》Facebook 2015-7-13
《股市暴跌和金融風暴三大定律》 《前哨》2015-8-1
《货币观念的大革命———从数字货币到全球分级总账本》， 《前哨》2017-5
《比特币引发三大革命》《前哨》2018-3
《金融海啸十年再思考——追寻金融风暴的源头》， 香港《前哨》月刊2018-9
《宇观经济学的金融观》 《前哨》2019-5
《Libra：走向全球单一货币的重要一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9-7-3
http://cn.ft.com/story/001083460
《从全球角度比较DCEP和Libra》，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9-11-26
http://cn.ft.com/story/001085281
《「新冠大流行」後的两大趋势——从宇观经济学看全球经济的未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20-7-21 http://cn.ft.com/story/001088404 http://cn.ft.com/story/001088404?adchannelID=&full=y
⦁ 国际关系和国际法
《犹太人是阿拉伯人的“出走了兩千年的兄弟”》，《欧洲日报》2000.9.28
《耶路撒冷的“神圣分界线”》，《新报》2000.8.7 《中文导报》2000.9.7
《美国发展NMD的长远目标——创建陆海空後的“第4军”：天军（太空部队）》， LA《中国日报》2001.1.31
《NMD和天军（太空部队）》，香港《信报》2001.2.2 第21页
《论“点击战”》，香港《信报》2001.2.13 第25页
《从“核战”到“点击战”》，《前哨》2001.3
《国家目标层次論》， 日本《中文导报》2001.3.22，《新闻自由导报》2001.3.23
《“天战”与“第四战场”》，《前哨》 2001.6
《中俄边界和不平等条约》，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2001.6.29
《中俄边界：退让300年》，《动向》2001.7
《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新闻自由导报》2001.7.27 、《争鸣》2001.8
《中俄条约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信报》2001.7.24第24页
《中俄边界问题必须再议》，《动向》2002.11
《从国际法角度再议“中俄边界问题”》，《动向》2003.1
《太空与太空争霸》，日本《中文导报》2003.11.6（上）2003.11.13（中） 2003.11.20（下）.
《中俄边界问题，并未划下句号》，纽约《世界日报》2004.10.21
《中俄边界问题未划句号》，香港《争鸣》2004.11
《中俄边界问题的十个事实》，香港《二十一世纪》 双月刊（网路版） 2005.2 荷兰《欧洲导报》2005.6.16全文刊登
《回应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冈察洛夫等人文章——中俄边界问题》，香港《二十一世纪》 双月刊2005.2
《中日东海分界在冲绳海槽中线》，纽约《世界日报》2005.8.9 A5版
《“冲绳海槽中间线”是中日东海专属区的分界》，《前哨》2005.9
⦁ 宗教、人类学和普遍进化论
《上帝，人和行为主体》，《世界日报》副刊1998.3.13—14
《上帝与“神州”中国》（2000.8.11为洛杉矶Pasadena会议而写）《新闻自由导报》2000.8.25
《圣经是凝结的圣灵》，《中国与福音》月刊2002.8—9
《回应<圣经是凝结的圣灵>》（赵天恩），《中国与福音》2002.8—9
《天恩就是福音》（2004.1.15），刊《赵天恩纪念文集》
《马克思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前哨》 2006.8
《从威尔逊学说看道德、宗教、政治》，《前哨》 2006.9
《政治是争夺权力地位的多体运动》，《前哨》 2006.10
《“大人物”通常总是“坏人”》 ，《前哨》2006.11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前哨》 2007.2
《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前哨》2007.10
《论地球上的政治动物这么多的原因》，《前哨》 2008.1
《多层次进化的统一理论》，《新世纪》网路2008.2.12
《人造物种世纪的来临》，《世界周刊》2008.3.2
《恒道三定律》，《前哨》2008.6
《从科学角度看教廷与“进化论”和解的意义》, 香港《前哨》2009.4
《普遍人性论三大定律》， 刊《博讯》、《多维》博客2009.3.11
《从脑科学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存在主义、解构主义》，香港 《前哨》月刊2009-10
《从脑科学看宗教大智慧》， 香港《前哨》月刊2009-11
《“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和“目的环境”的进化论的统一》，《前哨》2009-11-1
《谈谈“孔老夫子救世论”》，《动向》2010-3-15
《人造生命和“目的“环境进化论》，《前哨》2010-7-1
《人類為什麼能『創造發明』？》《前哨》2015-6
《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糟粕》， 《博訊》 Facebook 2015-10-13
《人的『理性精神』和人的『动物精神』》，《博讯》Facebook 2015-11-12
⦁ 两次天安门事件
《八九中国民运纪实》序（1989.8.7），吴牟人等编，1989年出版
《民主中国阵线的诞生》，巴黎《欧洲日报》1989.9.16
《良知是上帝的声音》，《民主中国》创刊号，1990.3
《Le Massacre de Pekin asonne le glas du communism——与Alain Peyrefitte对话》，法国《Le Figaro（费加罗报）》1990.6.6，《百姓》半月刊刊出中文译本
《“5•17宣言”的背景》，《前哨》1998.6
《从陈希同“平暴报告”看“六四责任”》，《新闻自由导报》1998.6.19
《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对比》， 刊《前哨》2009.5
《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前悼念“六四”20周年的演说》（2009.6.4）《博讯•博客》2009.6.5
《“三头马车”的历史考察》，刊《多维时报》2009.3.20
《李鹏日记的三大“要害”和一大“暴露”》，《开放》2010-7
《六四：中华民族的永恒记忆》，《前哨》2011.6
《平反六四，法治天下，讓公平正義的陽光普照中國》，《前哨》2014-6
《『六四』和中南海宫廷政治》 《前哨》2016-6-1
《什么是中国的“中央政治”》，《前哨》2016-8-1
《30年无真相30年没正义》 《美国之音》2019-4-14
⦁ 人物、记事和人生思考
《达赖喇嘛印象记》，《欧洲日报》1990.1.5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创作过程》，《当代》1990.11.17
《我对“祖国”概念的新认识》，纽约《时报周刊》1991.3
《人的“自主圈”和“命运圈”》，《海外校园》1996.4.25
《“红”“黑”大战》，《世界周刊》1996.4.7
《民族主义有理》（前哨杂志记者安琪采访），《前哨》1998.4
《<读卖新闻>送报记》，日本《中文导报》1999.12.2
《在纽约送<读卖新闻>》，《自由时报（美东版）》1999.11.24
《胡适和自由主义者中国的命运》，《世界周刊》2002.6.2
《俄国心•英国心•日本心•中国心》，《前哨》 2005.1
《二十年前旧事重提》，《北京之春》2007.6
《痛悼包遵信》，《新世纪》2007.10.30
《“伟大”是一种感觉》，《前哨》2008.7
《政治是摧毁友谊的机器》，《动向》2008.11
《数学对我一生的影响》，《佛州大众报》2012-2-9
《人生三大定律——命運定律·自主定律·遞減定律》《博訊·博客》Facebook 2015-9-1
《中国社科院『前身』学部文革简史》 《前哨》2016-5-1
大唯：《严家祺的三要三不要》《前哨》2018-11
⑩北京时期旧文（1963—1989.6.4）
1.《二阶图形的辩证法》 《数学通报》1963•12
2.《自然的东西和人造的东西》，《人民日报》1964.3.26
3. 《地球上的能源》 《科学实验》杂志，北京，1975•4
4.《宗教•理性•实践——访问三个时代的三个法庭》 《光明日报》1978.9. 14
5.《专制•立宪•共和——考察三个时代的三种政体》 《新时期》杂志创刊号、第二、第三期， 1979年
6.《现代宗教的秘诀》（署名：步曙明） 《北京之春》创刊号，1979，油印本
7.《“民主”的涵义》 《北京日报（理论战线）》第七期 1979.5.4
8.《人类文明的三大根源——物质 • 能量 • 信息》（一、二万字的長文）大概刊载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上1978或1979
9.《社会主义的政体问题》（署名：郑炎） 《北京之春》油印本第9期
10.《社会主义学说中的政体问题》 《哲学研究》专辑1979.12
11.《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 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论文 1980.12
12.《論废止终身制》 《新时期》杂志，北京，1980.2
13.《皇权和皇位——論专制主义的兩个特征》 《新时期》杂志，北京，1980.3
14.《王朝循环原因論》 上海《文汇报内部刊物（理论探讨）》1980.9.25
15.《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光明日报》1980.10.16
16. 《論政体的分类》 黑龙江《学习与探索》杂志，1982.3
17. 《“常任制”与“限任制”——关于“常任文官制度”》 上海《解放日报》1981.4.6
18.《論首长负责制》 《人民日报》1982.4.23
19.《选举•考试•任命》 《学理论》沈阳 1982.4
20.《从长远观点看宪法》 《光明日报》1982.5.5
21.《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 《中国青年》1983.1
22.《谈談政府工作责任制》 《人民日报》1983.1.31
23. 《要使行政机构和谐地运转》 《光明日报》1983.10.17
24. 《机构病十談》《三月風》杂志 1984年创刊号
25.《区分“人道主义”兩种含义的意义》 《光明日报》1984.3.1
26.《論国家行政组织中的职位》《政治与法律》杂志 上海1985.1
27.《远见 • 热情 • 责任心》（发表时的原题已不知，這是后来转载时的题目）《中国青年》杂志1985.10
28.《要协调兩种文化因素的发展》 《光明日报》1986.1.17
29.《“第一人生”和“第二人生”》 《天津青年报》1986.3.22
30.《什么是权力》，《百科知识》1986年第5期
31.《文化问题的讨论必将导致政治体制改革》 《文汇报》上海 1986.5.12
32.《科学是一个三无世界——无禁区 • 无顶峰 • 无偶像》 北京《经济日报》1986.5.24
33.《追求真理和美的愿望优先于一切》《人民日报》1986.6.13
34．光明日报记者戴晴采访：《談政治体制改革》 《光明日报》1986.6.30
35.《文化大革命再思》 上海《文汇报》1986.7.15
36.《严家其談建设民主政治》 《广州青年报》1986.9.16
37.《要引进和吸收属于全人类的共同文化因素》《中国文化报》1986.12.17
38.《中国政治改革的文化背景》 《中国建设》1986.10
39.《与严家其談政治体制和政治改革》 香港《九十年代》1986.12
40.《“党政分开”的科学涵义》 《人民日报》1987.12.27
41.《論建立中国的国家公务员制度》 上海《文汇报》1987.11.26
42.《中国如何富强起来》 香港《大公报》1988.3.19
43.《從比较角度看中国的“党政分开”》 香港《文汇报》1988. 3.23
44.《从传统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天津社会科学》1988.4
45. 《“全能主义权力观 ”是中国进步的严重障碍》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8.5.2
46.《我对科学的四个信念》 《光明日报》1988.5.10
47.《中国不再是龙》（《光明日报》记者戴晴采访） 原载 《世界经济导报》1988.3.21 《人民日报》1988.5.23
48.《尊重、信任和愛的哲学——葛培理牧师会见记》 《中国文化报》，1988.3.30
49.《公有制的根本问题有待探索》 香港《大公报》1988. 6.19，20，21
50.《民主与社会公正：政府作用的比较分析》 《广州研究》1988.7
51.《中国政治改革的文化背景》 《中国建设》1986.10
52.《嚴家其、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记者高瑜采访）》 北京《经济学周报》1988.12.4；12.11
53.《文化全面开放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 广州《南方日报》1988
54.《〈河殤〉的发现：肆虐的黄河原来是一條龙》 北京《中国文化报》1988.8.24
55.《不允许政府之上还有一个政府——答读卖新闻记者》 东京《读卖新闻》1988.12.15；香港〈明报〉1989.2.25
56.《中国和平统一需要制定统一的宪法》 上海〈法学〉杂志1989.1
57.《論社会公正的兩个基础》 长沙《国情研究》1989.1
58.《民主•科学•法制与中国未来》 《中国青年》1989.2
59.《中国请示病》 北京《新观察》1989.4第八期
60.《中国的希望在民主和法治》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9.4.3
61.《在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上的发言》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9.4.24
62.《普利茅斯岩的启示》 上海《新启蒙》杂志1989.5
63.《民主政治既是“程序政治”，又是“责任政治”》 《光明日报》1989.5.23
64.《五一七宣言》（嚴家其、包遵信、李南友等数十人） 香港《明报》1989.5.18
65.《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 香港《明报》1989.5.26
66.《学运暴露了中国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1989.5），香港《明报月刊》1989.6
67.《严家其弹劾独裁政治》（1989.6.3），刊香港《百姓》1989.6.16
著作目录
1.《能源》 科学出版社，北京，1976年6月；
《探索和开发新能源》 全国科学大会编《现代科学技术简介》中一章，北
京，1979年
2.《跨越时代的旅行——宗教•理性•实践三个法庭访问记》，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3.《四五运动记实》（与刘長林等人合写，发行8万册）， 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4月
4.《漫游历史和未来——专制•立宪•共和三种政体考察记》， 福建教育出版社，1980
5. 《国家政体》，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
6.《终身制和限任制》，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
7.《首脑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香港中华书局，1988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8.《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与高皋合写，高皋为主要作者），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香港、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9.《权力与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1988年
10.《联邦中国构想》，明报出版社，香港，1992年；联经出版社，台北，1992年
11.《第三共和》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美国，1992年
12.《我的思想自传》 三联书店，香港，1988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 1989年，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
13.《民主怎样才能來到中国》，台湾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
14. 《生命树的分叉》 夏菲尓出版社，香港，2006年
15.《霸权論》 星克尓出版社，香港，2006年
16.《普遍进化论——分子进化·生物进化·社会进化·精神进化的统一理论》，明镜出版社，纽约，2009年
17.《在人生的列車上》，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香港，2013年
18. 《国家首脑终身制》，星克尓出版社，香港，2019年
19.《全球财富论 ——全球无国界货币和全球总账本理论》，繁体字版，台北翰蘆图书公司出版，2020年5月
英文著作：
20. 《Turbulent Decade》Co-authored with Gao Gao，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W.Y.Kwok.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1996 Pp.659
21. 《Toward a Democracy China》Translated by David S. K.Hong and Denis C. Mai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onolulu,1992 Pp285
22. 《Yan Jiaqi and Chin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avid Bachman and Dali L. Yang. M.E.Sharpe Inc. 1992 Pp201
日文译本四种·韩国文译本一种
高皋《三头马车时代》2009年 纽约明镜出版社出版 严家祺《全球财富论》2020年5月台湾翰蘆出版公司出版
《普遍进化论》2009年纽约明镜出版社出版
《在人生的列车上》2013年英国Oxford 大学出版社、《国家首脑终身制》2019年香港Thinker出版社出版
《文革十年史》英文版 1997年夏威夷 大学出版社出版
《文革十年史》英文版 1997年夏威夷 大学出版社出版
感谢《新世纪》主编张伟国，历时两个月，费力费心费时刊载本人八十年740页《回忆录》。现在的中国处在大变革的前夕，未来的中国将走上宪政民主、重建共和的康庄大道，我将把《回忆录》继续写下去，直至正义的阳光照耀整个中国大地。
——严家祺 2024年4月15日 于巴黎
